老夏在一天里赚了一千五百块钱，觉得飙车不过如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将来无人可知，过去毫无留恋，下雨时候觉得一切如天空般灰暗无际，凄冷却又没有人可以在一起，自由是孤独的而不自由是可耻的，在一个范围内我们似乎无比自由，却时常感觉最终我们是在被人利用，没有漂亮的姑娘可以陪伴我们度过。比如在下雨的时候我希望身边可以有随便陈露徐小芹等等的人可以让我对她们说：真他妈无聊。当然如果身边真有这样的人我是否会这样说很难保证。

又一天我看见此人车停在学校门口，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备用的钥匙，于是马上找出来，将车发动，并且喜气洋洋在车上等那家伙出现。那人听见自己车的声音马上出动，说：你找死啊。碰我的车?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其中有一个最为让人气愤的老家伙，指着老枪和我说：你们写过多少剧本啊?

到今年我发现转眼已经四年过去，而在序言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要说的都在正文里，只是四年来不管至今还是喜欢我的，或者痛恨我的，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四年的执著是很大的执著，尤其是痛恨一个人四年我觉得比喜欢一个人四年更加厉害。喜欢只是一种惯性，痛恨却需要不断地鞭策自己才行。无论怎么样，我都谢谢大家能够与我一起安静或者飞驰。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那人说：先生，不行的，这是展车，只能外面看，而且我们也没有钥匙。

我说：没事，你说个地方，我后天回去，到上海找你。

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