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远离城市中心，新加坡南部的orchard街道平时并没有车水马龙般的繁华。两旁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给人的感觉除了拥挤之外就是静谧。在这走路时就能听到自己踏步声的地带，人们很容易放松神经去浏览可能捕捉到的一切，甚至作出浮想联翩的思考。及至一幢绿色玻璃外观的大楼前，你会发现不少行人不约而同地驻足仰视。因为，在这座十九层高的写字楼里，不仅盘踞着汇丰银行等国际金融巨头的办公场所，而且被称为亚洲最成功的投资公司——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总部(Temasek Holdings)也坐落其中。
玩转亚洲
在全球灿若星辰般的投资公司中，淡马锡被打上了十分特殊的标记。这家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拥有的投资公司如今基本上把持了新加坡国民经济的最主要命脉——直接掌控企业23家，间接控制企业2000余家，在新加坡10家规模最大的企业中，淡马锡涉足7家；拥有的上市资产的市值占到全股市总市值的1/3左右；操纵着共900亿新元(约4410亿人民币)的投资组合能力，公司规模已与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巨无霸媲美相当。
尽管通过新加坡航空的投资已将维京大西洋航空玩于股掌之间，虽然凭借思维斯特集团能够影响百慕大光纤远程电信运营商甚至环球电讯的决策风向，但相对于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力度而言，淡马锡流向欧美地区公司的资本还只能算是毛毛细雨。一个既成的事实是，淡马锡已经确立了向亚洲国家倾斜投资的策略。
美国《新闻周刊》不久前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对淡马锡钟情亚洲投资市场提出了较深刻的解读。文章指出，经济白热化发展的时代对新加坡而言已一去不复返，世界经济新的高增长地区是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淡马锡仍然固守本土的话，将失去扩张的最佳时机。因此，新加坡正发起一场“国家重建”运动：新加坡把整个国家当成亚太地区的“对冲基金”，越来越把自身命运与亚洲其他地区相结合。这种分析也切合淡马锡的未来投资计划安排：在今后10年里，淡马锡将把总投资的1/3投放在亚洲市场。
的确，看上去发展十分完美的淡马锡在最近几年也日渐势微。由于长期专注于国内市场的投资，根据淡马锡首次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近10年中，淡马锡的股东平均投资回报率只有3%，而同期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达到13%。如此强大的反差使得淡马锡的高层决策者不得不考虑投资战略的转向。另一方面，作为新加坡经济核心的电子制造业在中国等国家电子产品的进攻面前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压力，亟待做出相应调整。于是，淡马锡将目光开始转移到亚洲地区一些具备高速成长潜力的企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言，这种投资转向使得淡马锡成为规避国内产业风险的金融工具。正是如此，何晶直言不讳地指出“淡马锡正试图把自己的发展与亚洲其他高发展地区的经济捆绑起来。”
应当说，地缘上的关系和多年的经验积累使得淡马锡对亚洲市场并不十分陌生，甚至可以说淡马锡非常熟悉亚洲各国的经济脉络。正是如此，我们观察发现，淡马锡的亚洲投资方向显得格外地清晰和明朗。按照丹那巴南的说法就是，淡马锡将重点投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以及中国等四个中产阶级可以迅速崛起的国家及其公司中去。而已经在这些国家所展开的投资动作又无疑为淡马锡今后5年内启动高达150多亿美元的放量式投资计划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桥头堡”——
资料显示，仅过去两年，淡马锡就调动了33亿美元的巨额资金集结于亚洲国家35家公司的身上，其中包括购入日本风险投资咨询公司Fledge科技公司和韩国韩亚银行各10%的股权。足迹遍布网络、金融、能源、科研机构等各行业。值得思考的是，如此众多跨国、跨行业的投资并没有让淡马锡陷入战线过长而顾此失彼的困境，相反，绝大多数投资都给淡马锡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在最近的两个财年中，淡马锡每年的总收入都在560亿新币以上，共获得收益76.5亿新币，而给股东的投资回报率则高达33%。
当然，在资本市场中箭步如风的淡马锡并不想把自己塑造成“贪吃蛇”的形象。在有选择“纳新”的同时，淡马锡还能做到慷慨的“吐故”。过去20年中，淡马锡脱售了大约40家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脱售另外25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种极度灵活的资产调节方式既为淡马锡所开展的新投资项目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流，同时使得淡马锡的资本结构持续保持着最优化状态。国际标准普尔与穆迪投资公司也曾不止一次将AAA债务信用评级的桂冠戴在淡马锡的头上。
闪入中国
作为新加坡最大的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进入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视野也只是近两年的事。不过，伴随着数月前淡马锡北京代表处的正式挂牌，这个不到10人的办事机构就在中国开始了马不停蹄的行动，并将一个又一个的投资机会和投资信息输送到本部。淡马锡在年报中这样描述道：“在亚洲，以重要制造基地身份出现的中国扮演着亚洲发动机的角色，我们在中国的新办事处的开幕，可以让我们更有效地掌握这个增长市场的投资机会。”
的确，淡马锡刚来到中国并没有像其他国际投资巨头那样显得十分地慷慨和大气，相比于他在海外530多亿新元的投资资金而言，淡马锡在中国仅为2%的投资份额倍显寒碜。正是如此，这位迟到的顶级投资巨擎正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加速进入中国，并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接下了十分丰厚的投资大单。
来自国内外金融专家的研究发现，在淡马锡近年来的收购对象中，银行业已经成为了他的最爱。其全球总投资的21％用在了金融领域。从马来西亚的安联银行到印度的ICICI，从印尼金融银行到韩国韩亚银行，淡马锡追逐银行业的脚步一路提速。而对于高速成长中的中国银行而言，淡马锡在同国际金融巨头较量中所发起的凌厉攻势更是空前绝后。以1亿美元购入民生银行4.55%股权为开端，淡马锡在前不久与中国建设银行达成入资协议，以 14亿美元购入建行5.1%股权，成为继美洲银行之后第二个投资建行的国际战略投资者。而最新消息表明，随着中国银监会即将放宽外资银行持股比例的规定，淡马锡已经决定对建行的投资额增加一倍至24亿美元。无独有偶，在国际金融买家与中国银行的多边谈判中，淡马锡再度脱颖而出，出资31亿美元一口吃进了中行10%的股权。上述交易正式完成后，淡马锡在中国3家银行的总投资额将达到50亿美元，这一数字将同时超过汇丰银行，使其成为投资中国金融业规模最大的外资机构。
对于淡马锡在中国银行业的慷慨撒钱，野村证券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评论是：“在一个繁荣的经济体中，银行业通常能比其他行业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对淡马锡来说，除了银行业之外中国显然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机会。”淡马锡的执行总监S·易华仁也坦言，“公司对中国的金融企业一直非常有兴趣，因为淡马锡看好这一产业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发展潜力。”的确，从目前的投资取向上看，淡马锡还没有要在中国获得银行控制权的意图，但是通过对中国银行业的注资以确保其在中国每年10%的回报率则是淡马锡渐行渐浓的情怀。
与投资银行相匹配，对于中国保险业的染指成为了淡马锡在中国投资的新亮点。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要求，偿付能力缺口高达90亿元的太平洋人寿必须在2005年10月31日之前上报改善方案。之前，美国凯雷集团与太保已经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谈判，并准备投资4.1亿美元获取太平洋人寿24.97%股份。但最新可靠消息表明，淡马锡正在和太保进行频繁结束，尽管淡马锡开出的具体收购数额还不为人知，但业内人士普遍表示，若交易达成，凯雷投资集团的努力可能付诸东流。实际上，淡马锡中间夺爱的故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演了。在今年花旗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就入股事宜的谈判快要进入签字阶段时，淡马锡突然携巨资闯入，最终导致花旗入主建行的计划流产。在这类问题上，淡马锡看重的并不是程序而是结果。
与在亚洲其他国家投资相比，淡马锡在中国并没有将战线拉得太长，除了银行和保险服务业外，淡马锡重点将资本布局到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产业上。2004年，淡马锡以2.28亿港元收购了中电国际3％股权，成为该公司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最大一笔投资。今年年初，淡马锡与中国燃气控股签署合作协议，除直接投资收购中国燃气控股10%的股份外，作为一个重要的外来战略投资者，淡马锡还在中国内地与中国燃气成立合资公司，分别持股51%和49%。资料显示，随着我国未来数年对绿色能源应用范围的扩大，天然气将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预计2010年内地天然气供应缺口将在400亿～500亿立方米，2020年将达1000亿立方米。淡马锡看中的正是内地市场的巨大潜力。不仅如此，淡马锡日前正在与中航油进行注资谈判，一个极有可能的事实是，淡马锡将充当中航油的“白衣骑士”，与中航油的母公司中航油集团一起向中航油注资1.3亿美元，以拯救因金融丑闻濒临破产的中航油。不过，就凭中航油在中国能源市场中所处的垄断位置，相信淡马锡的此番良苦用心不会白费。
模式标本
转战国际资本市场的淡马锡不仅以骄人的业绩向全球传递着新加坡国家力量的强大声音，同时以向亚洲国家输送源源不断地投资性资金赢得了东道国的掌声。更有意义的是，在目前自由市场观念遭受较为广泛质疑的背景下，作为准公共投资性质的“淡马锡模式”成为了许多国家争相学习的标本。台湾地区计划将约310亿美元公共资金注入一个按淡马锡模式建立起来的投资公司。印度尼西亚也在考虑一个类似计划，打算对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这样的国有企业进行重组。虽然马来西亚决不会承认它在以其邻国和对手新加坡为榜样，但该国最近经过重组的国家投资机构哈扎纳控股公司看起来很像是早期淡马锡公司的拷贝。而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更是积极与淡马锡频繁正面接触，并准备双方合作建立董事会制度。
扫描全球，能够像淡马锡那样做得非常出色的国有控股投资企业并不算多，而可以如淡马锡一样成功处理好与政府关系的国有公司更是凤毛麟角。在强大的行政权力布控之中，国有企业不是经营扭曲，就是苟延残喘，最终沦落成追逐自由的牺牲品。可淡马锡却并非如此。对此，何晶作出的评价是，淡马锡企业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是因为政府刻意地实行无为而治政策，不干预这些公司在营运或商业上的种种决定。世界上有许多公司，无论是政府或家族企业，它们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们无法成功地分清控股责任与管理责任。
作为淡马锡主管部门的新加坡财政部虽然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控股者”，但其在淡马锡治理框架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任命淡马锡控股的董事局主席、董事和总经理；审阅淡马锡控股每年提交的财务报告；召集与淡马锡控股或其管理的相关联的公司的会议，讨论公司的绩效和计划。除此之外，财政部只在影响淡马锡在某个关联公司股份的并购和出售的问题出现时才参与进来。虽然在董事会10名成员中仍有4名为政府官员（另外6名为民营企业界人士），但作为政府公务员的董事兼职不兼薪，薪水仍由政府支付。在投资决策时，政府公务员代表了政府出资的利益，更多考虑国家宏观的公正因素，而另外6位民间企业人士，则保证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运营效率。
在公司治理层面，淡马锡控股与其政联公司之间始终保持着“一臂之距”的交往。一方面，淡马锡通过持股或出售股权体现其经营方向，一方面作为股东积极参与其全资、控股企业的治理，即派其高管人员进入旗下公司的董事会参与决策。为此，淡马锡刻意地尽量避免参与各个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各项商业决策，使得淡马锡旗下的企业能够充分地依据正确的商业原则开展业务。正如何晶表示，淡马锡作为一名积极的股东，认为"真正能够帮助旗下企业的最好办法便是为他们组成高素质、深具商业经验、也包含多方面经验的董事会，来配合表现突出的企业管理层和全心投入企业的员工。除此之外，淡马锡把对旗下企业的工作重点放在建立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的重点业务、培养人才、制定战略发展目标，并争取持久盈利增长等宏观工作上。”这种自律、无为而治的控股方式，确保了淡马锡旗下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厘清了与政府和政联公司的权力边界无疑为淡马锡调动与驱动各种要素围绕投资达到最优化运转提供了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淡马锡将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演绎到了极致。诚如丹那巴南所指，“正是一种为股东谋求最大回报率的激情让淡马锡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而这也是淡马锡在未来长期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在过去的30年中，淡马锡对股东的年均回报率一直保持在18%以上，甚至有的年份达到了33%。为了确保股东利益的实现和扩大，淡马锡一般会将投资计划分散到100多家公司，这些投资30年里给淡马锡带来了151亿新元的收益，而这些收益又投入到新的投资中，再给股东创造出新的收益。
正如有人主张我国的中央汇金公司(下称汇金)可以效仿淡马锡但又遭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汪昌云教授的诟病那样，由于汇金在经理人制度上与淡马锡相距太远，因此试图让汇金成为“中国淡马锡”还尚费时日。的确，在淡马锡，经理人选择不仅与政府完全脱离，而且还拥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其所需要的投资与管理团队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搜寻而获得。而对于这些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淡马锡已经建立起了“使得管理层的兴趣和为股东创造价值相一致”的薪资福利计划，由此激励着年均只有25岁左右的200余人淡马锡投资队伍在全球各地寻找和抓获可能出现的巨大财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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